黑格尔主义
1、甘斯这样的青年犹太知识分子，在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歧视性法律之下谋生，尤其向往黑格尔所许诺的那种保障全体公民权利的理性国家。事实上，那种黑格尔主义理想，同甘斯所体验的普鲁士国家的反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甘斯作为一名犹太人，在寻求教职时三番五次因某些暧昧不明的法令而失利，这些法令无视1812年《解放令》所明确宣称的意图，仍然将犹太人排除在许多公职之外。这种个人经历，以及1819年的反犹骚乱，致使甘斯积极致力于于犹太人问题。他还在柏林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是“德国境内犹太人状况改进会”(VereinzurVerbesserungdesZuständesderJudenimDeutschenBundesstaat)及其后续组织“犹太人文化与科学协会”(VereinfürCulturundWissenschaftderJuden)的联席创始人和领袖。这些经历与其说强化了甘斯特殊的犹太身份认同感，不如说似乎强化了甘斯对不正义状况的总体感受，因为他根据总体上的黑格尔主义世俗化框架扬弃了犹太人问题，这种世俗化框架预见了对于虔诚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一并克服。还应进一步注意到，甘斯发起这类犹太学生协会的倡议，预示着他成年时期所致力的市民社会联合体生活，以及政治化的知识分子组织的理想，后者将支配着他关于黑格尔派科学批判协会的观念。
2、甘斯对主体自由的强调，进一步说明了他为何反对圣西门主义者关于废除私有财产继承的要求。圣西门主义者提倡社会有权将财富重新分配给真正勤勉和富于创造精神的人，而甘斯则捍卫人们处置自有物品的权利，并主张继承其实是(如若不然便具有非道德性的)现代私有财产领域的唯一伦理要素，因为它将个人从市场的利己主义重新引向更重大的家庭需要。
3、(c)这些原则之所以能够对主权国家进行约束，部分是因为这些国家都已经自愿同意遵守这些原则，另外也因为它们在完成和维持一种关于惯例和体面行为的实践体系的过程中，表达了国际共同体的普遍利益和福利。(黑格尔主义)。
4、甘斯的职业生涯挫折，在1822年依然延续着，是年威廉三世颁布了一道专门的内阁指令来回应甘斯的境遇，即所谓的“甘斯法令”(LexGans)，这道指令消解了1812年犹太人解放令的含混之处，明确禁止犹太人在大学执教。甘斯得到的不是他心心念念的教职，而是一份政府津贴，该津贴允许他1825年的大部分时间待在巴黎。他在国外的时候最终皈依新教，这是他作为犹太人谋取普鲁士教职的不二法门。当他回到柏林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开始在这所大学任教，尽管遭到萨维尼(FriedrichvonSavigny)的激烈反对，萨维尼是反犹人士，也是黑格尔主义的敌对者，有理由厌恶黑格尔派法学家甘斯成为自己的同事。
5、19世纪30年代的德意志知识分子中，或许没有哪位像黑格尔主义法哲学家爱德华·甘斯(EduardGans,1797-1839)那样，充分体现出联合主义观念的隐含张力。甘斯曾经师从海德堡法学家蒂堡(A.J.Thibaut)，后来被黑格尔视为自己的才华横溢的追随者之一。甘斯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成为柏林大学法律系教授之后，正是他(而不是黑格尔)向一代学子讲授了黑格尔主义政治哲学的奥义。甘斯逝世于1839年，享年42岁，是在午餐吃到一半的时候被殴致死，按照《哈雷年鉴》(HallischeJahrbücher)的说法，都是他那激昂的议论惹祸上身。这种雄辩在他的作品中可谓一览无余，包括多卷本的继承法研究、若干篇探讨法哲学以及母国普鲁士和整个欧洲政治法律议题的论文、一部脍炙人口的回忆录以及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版。此外，他在1826年创办“科学批判协会”——它是为回应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将黑格尔排除在外的决定，而建立的黑格尔派“反学院”——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并且是黑格尔派机关刊物和主要喉舌《科学批判年鉴》(DieJahrbücherfürwissenschaftliche Kritik)的创始人。爱德华·甘斯去世之时，欧洲公认他是萨维尼和历史法学派的黑格尔主义劲敌，德意志的民主人士和自由人士称赞他是“捍卫自由的演说家”，因为他“以讲台为法庭”，“在反动时代为了拥护自由的激情”而大声疾呼。
6、在这个阶段，我们会说——男主如大部分失业青年一样，被东亚特有的一种“归乡”情节所缠绕。
7、瓦泽克近来表明，甘斯在1830年之前几乎全盘接受了黑格尔关于贫困问题的讨论。而在甘斯1832至1833年的讲义里，则有一种崭新的道德非难的基调，令他关于贫困的讨论变得犀利起来，而且不再可能满足于黑格尔的僵局了。圣西门主义不仅成为他表述社会问题的关键，而且成为他勾勒可行解决方案的关键。首先，他从圣西门主义那里汲取了论点，用于支持远超出黑格尔容纳范围的、更高程度的国家直接干预：“以下是(圣西门主义)对当代状况了不起的洞见：国家务必照料那最贫困且人数最众多的阶级，假如他们想要工作，决不可横加否决，我们务必费心抹平那通常被称为贱民的市民社会之疤。”甘斯接下来确认了在他看来甚至更加紧要的圣西门主义洞见。
8、至此，科耶夫解读《精神现象学》确立了两个基本的立场，一是来自马克思的，他深信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另一是来自海德格尔的，即人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存在。这两点是科耶夫解读黑格尔的基本出发点。但这两个基本点对科耶夫而言又不是对立的。必须把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海德格尔的生存观相结合来解释黑格尔。科耶夫坚持，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意识必须补充以海德格尔式的存在意识，反之亦然。科耶夫的这种努力方向无疑暗示了萨特哲学的道路。萨特被称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者，与科耶夫的影响不无关系。萨特在30年代就知道科耶夫的讲座。并承认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对于他的"为他存在"的影响。萨特"与其说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不如说是科耶夫的最好的学生"(7〕。
9、除了像史学家兼政治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布赫霍尔茨(FriedrichBuchholz)——他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就开始把圣西门的著述译成德文——这样的例外，甘斯的情况确属非同寻常，因为他仅仅关注他所认为的圣西门式社会学现实主义，及其对“世俗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的启示。实际上，甘斯摒弃了“新基督教”，而意味深长的是，他这样做是出于彻头彻尾的黑格尔主义理由，即基督教的“哲学真理”已借助于新教，以政治自由这一世俗原则的形式登上世界舞台。甘斯虽是犹太人，而且为了有资格获得普鲁士教职不得不皈依新教，但他抬举新教的理由正是圣西门主义谴责新教的理由。圣西门主义者把新教等同于现代“批判时期”的利己个人主义，而甘斯则和黑格尔一样，认为新教是个媒介，它将基督教对于个人无限精神价值的肯认，转化为个人自由方面的世俗政治权利。甘斯在致德·雷卡米耶夫人(MadamedeRécamier)的信里写道：这种世俗化完成了基督教那“本质上具有解放性和民众性的”承诺。基督教所开辟的“运动”和“自由”，令任何真正属于过去的东西不再可能复辟。在这封信里，甘斯特别驳斥了后拿破仑时代的政治复辟企图。他在评价圣西门主义者时，运用了相同的原则。在甘斯看来，基督教那些原本的彼岸价值的世俗化，使得这些原则不再可能返归宗教形式，即便像圣西门式“新基督教”这样模糊松散的宗教形式也不例外。
10、社会共同体的瓦解或异化，历史地导致了自我意识的产生。贯穿整个《精神现象学》一书，人、历史与社会是一体共存的。在这里，没有抽象的个体，即没有鲁滨逊。在科耶夫看来，黑格尔一劳永逸地终结了那种将自我视为一种完全独立的个体的这种错觉，终结了将个体的行为与个体的阶级想象为全人类的这种错觉。
11、在承认权利的基础上，黑格尔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法治国理论。黑格尔反对自由主义者们提倡的夜警式国家，这种仅将国家当作秩序与和平的保障手段的“知性国家”或者“外部国家”实质上依然只是市民社会。而真正的国家，也即黑格尔说的“内部国家”，不只是个体之间形式性的外在联合以及对个体权利的外在限制，同时更是自由概念的具体实现。在国家之中，个体的权利不仅得到了承认，同时还因自身的有限性被克服而与普遍之物相关联。与传统的自然法学说相比，黑格尔的法治国理论更加强调法律的约定性质，试图以法律自身的尊严来取代那些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实证法律正当性基础的高级法或者自然法，而这种法律的尊严与法律的普遍可适用性这一形式性特征高度相关。也正因此，黑格尔对于成文法尤其是法典化的法律尤为偏爱，而对胡果等人主张的古老善良的法律毫无耐心。
12、在法国本世纪的哲学史中，当我们象通常那样把目光从柏格森迅速转向存在主义时，我们遗漏了其间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潮，那就是黑格尔在法国的复兴。事实上，黑格尔在本世纪法国决不是一闪而过的"回光返照"，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本世纪法国哲学的进程。现代法国哲学在不断地解读黑格尔，同时又不断地突破其封闭的体系。黑格尔在法国复兴的整个过程中，科耶夫是一位核心人物。一方面他使一战以后由柏格森的学生艾米尔·布列赫(EmileBrehier)促进的对黑格尔的研究，从单纯的学术研究进一步走向思想上的复兴；另一方面，他又直接影响了萨特、梅洛-庞蒂、福柯、拉康、阿隆等人，使现代法国思想打上了某种黑格尔的烙印。
13、史学家诺贝特·瓦泽克(NorbertWaszek)为呼吁关注联合主义在甘斯思想中的重要意义而献力甚多，但他仅仅考察了甘斯关于作为工联主义之前身的工人联合体的观点。与之相对，本文力求实现四重目标。第本文要发掘甘斯的联合主义概念的社会维度同其思想的宏大政治维度之间的关联。与此相关，第本文要扩展和深化甘斯与法国思想的关系问题。第本文要弄清联合主义如何引导甘斯偏离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诸多信条。最后，本文要考察甘斯的思想——既涉及它特有的方面，也涉及它象征的方面——同三月革命之前的德意志(VormärzGermany)进步知识分子处境的关系。
14、“哲学为观照历史而带来的唯一思想即‘理性’这一单纯概念；即理性是世界的主宰；即世界历史因而显示出一种合理的历程。这种信念和洞察在历史学本身的范围内是一个假说。
15、有了这样一种承载着异化的人性观，伊波利特自然而然地被引向了一种极度夸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被称作是“苦恼意识”的这样一个变化环节。正像科耶夫发现主人－奴隶关系是《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形成的“关键环节”一样，伊波利特则把苦恼意识提升为《现象学》的“根本主题”。苦恼意识由于出现在斯多葛派与怀疑论的死胡同与绝路上，它象征了人最终认识到绝对精神是可以体验到的，却是处于人类“之外”的地方的这样一个环节或时刻。在最普通的意义上，苦恼意识是一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即生命的意识是对生命的一种脱离，一种对立面的反映。
16、让我们做一下总结：黑格尔对于“空洞的形式主义”或者“反历史主义”的批判关系到某些世界主义的(法律性的)安排，这些安排试图从一些“内在于”道德人格(这种人格是超越性的，并且被认为具有“全球性的力量”)概念的特征当中，抽取出一个具体的、关于“全球秩序”(在这个秩序里面，所有人作为普世共和国的公民都有等价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政治理想。这种批判还关系到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被弗克称为——
17、哈里斯将自己的教育管理工作同自己对哲学领域的学术兴趣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31)(P260)。作为教育领导者，哈里斯将他的教育哲学有效运用至了公立初等学校系统，并对19世纪后期美国公立初等学校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首先，哈里斯在改革圣路易斯公立学校时，其教育哲学在分级制改革、标准化改革、教师教学专业化以及课程体系的探索中得到了有效运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教育实践上的成功证明了他的教育哲学在指导新时期公立初等学校改革时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这使得圣路易斯公立初等学校系统成为了当时全美的典范。之后在哈里斯任教康科德哲学学院及担任教育专员时，他的教育哲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影响了各地区的公立初等学校改革。其次，在19世纪末期，哈里斯运用自我活动和灵魂五扇窗思想有效地建构了初等学校课程，这在《教育的心理学基础》和《十五人委员会报告》(theReportoftheCommitteeofFifteen)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其中报告的“基础教育研究的相关性”(TheCorrelationofStudiesinElementaryEducation)部分由哈里斯担任主起草人，该部分是整个报告的核心。他在该部分中从教育哲学层面解释了他为何会将带有学术性取向的“灵魂五扇窗”科目置为初等教育的中心，并详细解释了这些科目在发展学生自我活动时的不同功能及其互补关系。哈里斯基于教育哲学所产生的课程观点在当时的美国教育界获得了广泛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公立初等学校中传统课程的主导地位。《教育基础》指出：“哈里斯建立了一种‘科目学’的定位，这一定位已经真正地主宰了从他那个时代起到今天的美国课程设置。”(32)(P446)
18、教育需要有实施者，黑格尔认为它们是家庭、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其中家庭的目的是培养个体爱的能力并获得独立性与自由人格，市民社会的目的在于培养个体的主体性，民族国家的目的在于合格公民的培养黑格尔认为这些机构都在帮助个体实现更好自我定义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意识到了正式与非正式的公共教育在个人参与民主社会中的作用。作为黑格尔学派的人物，哈里斯极为关注各类机构的教育功能及彼此之间的联系。他将这些机构扩大到了五个，即家庭、学校、文明社会、国家和教会。相比黑格尔，哈里斯更加突出了“学校”的地位，他认为学校是“让所有阶级的人去参与文明生活的伟大工具”(2)(P15)。他指出：“文明是发展的，学校是家庭的补充，教育是国家、教会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文明越先进，其形式与制度结构也就越复杂。学校作为专门训练不成熟的人参与那些复杂工作的特殊机构，也就越重要。”(15)
19、(10)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20、另外需要弄清楚的是，各种黑格尔式的考虑可以被用来保护一种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体系，维持这个体系的现状……还应该有其他一些考虑问题的方式(比如，创造一个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稳固的世界体系)，而从另外的这些考虑出发，人们又应该对(当前的)体系加以改变。
21、“古代靠奴隶。我们靠我们自己。因此，人格者的一切都属于他自己，包括他的幸福或不幸、成功或失败。负面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善预设了恶，要让幸福成为具体的东西，就必须有可能存在彻底的不幸。”
22、进而言之，科耶夫认为，只有通过"生死斗争"这种否定性活动，人才能体现自由的本性。把死亡和自由联系起来是存在主义的特点，从海德格尔到萨特都是如此，而从海德格尔通往萨特的桥梁便是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他指出："只有他的死才能实现他的自由"，因为这种"死亡是自愿的，是自由的最高体现。"(22〕
23、黑格尔对于自然权利理论与社会契约论的态度并不相同，对于前者，他更多地抱持一种扬弃的态度，通过反思更好地保存发展自然权利学说，而对后者则完全采取一种拒斥的态度。在黑格尔看来，任何国家都不是建立在契约之上，因为契约以个体的任意(Willkür)为前提，如果说国家建立在一切人的任意之上，则是错误的。现代国家之所以进步，在于其本身是一个自在自为的目的，而不是像中世纪那样，可以通过私人之间的约定来建立与国家的联系。像波兰贵族们那样宣称与君主或者臣民订立了“神圣契约”，无非是在维护他们用暴力得来并长久享有的特权。黑格尔的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因为当时像冯·哈勒那样的正统公法学家仍然将国家当作君主的私产。
24、总体而言，黑格尔之于古典自由主义法哲学的批判堪称自由主义批判中的典范，他扬弃了古典自由主义者们的主张，几乎每一种自由主义方案的合理性因素都在其学说中得以保留。但与古典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黑格尔更注重基本人权得以实现的制度语境，正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提供了个体人格得以发展的伦理语境。当然，上述评价并不意味着黑格尔的学说毫无问题，正如青年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的法哲学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犯了头足倒置的错误，将官僚阶级当作普遍阶级则是一种自欺欺人等等。然而，正是黑格尔的法哲学，为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完成对于西方法哲学传统的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前进基地。
25、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德国哲学家，是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黑格尔出生于今天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首府斯图加特；是柏林大学(今日的柏林洪堡大学)的校长。
26、朱文富，孙雨.哈里斯的黑格尔主义教育哲学及其历史影响(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
27、(1)人的存在根本上是以欲望为前提的，是欲望的“我”，是否定的欲望或者虚无／空洞。但若要有人类欲望，首先就应该有动物欲望的多样性。而要使人真正地成为人，要使他从本质上和动物真正地区别开来，他的人性欲望就确实应该战胜他的动物欲望。
28、哈里斯是美国教育哲学的早期引路人，尽管这并不代表哈里斯创立了完全本土化的教育哲学。实际上，美国的“教育哲学”来源于德国的“教育学”最早关于教育哲学的论述是德国哲学教授罗森克兰茨(J.K.F.Rosenkcranz)于1848年出版的《系统教育学》(PdagogikalsSystem)一书。该书后被美国教育家布兰科特(A.C.Brackett)译为英文。1886年,该书作为哈里斯主编的《国际教育丛书》(theInternationalEducationSeries)第2版第1卷在美国出版，并更名为《教育哲学》(PhilosophyofEducation)。哈里斯极为重视这本书的价值,并在序言中指出这是一部教育哲学著作。同哈里斯一样，这本书也是用黑格尔的观点来思考问题。尽管当时教育哲学还是一种衍生学科，但哈里斯显然比多数美国人都更早认识到了这项工作之于教育改革与实践的重要性。他与他的圣路易斯团体是最早一批将近代欧洲哲学介绍到北美的人，也是最早致力于欧洲哲学研究的人。他创办的《思辨哲学杂志》是美国第一种哲学期刊，也是自创刊起近25年间美国唯一的一种专业哲学杂志更值得关注的是，哈里斯最早将欧洲哲学与美国公共教育进行了联结，并创立了植根于欧洲哲学与本国教育实践的教育哲学。同时，作为黑格尔学派的核心人物，哈里斯与他的圣路易斯团体在黑格尔哲学的传播与运用上，逐步丰富了黑格尔哲学的内涵，并使黑格尔哲学逐步美国化，这对美国之后本土教育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杜威就是这种影响的受益者。尽管杜威后来转向了实用主义，但哈里斯却对杜威走哲学道路的信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杜威学者生涯的前四篇论文均发表在《思辨哲学杂志》上，并得到了哈里斯的鼓励与指导。实际上，杜威就是以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者身份开始了他的哲学生涯。克雷明曾指出哈里斯的哲学思想即使在1906年他离任教育专员时，仍是无可替代的(10)(P182)。
29、读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伊波利特对马克思的理解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严重失实的。众所周知，晚年恩格斯早已经说过，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精神被其封闭的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我们不妨引用前述的马克思学家费彻尔正好相反的观点作反驳。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表现在历史观上：前者是一种抽象观念支配下的历史哲学，而后者则是从作为历史发展暂时结果的现实出发的社会批判理论。二者的对立表现在他们各自核心概念的差别上：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一个暂时的表面的体系，从而是一个必然被瓦解的历史环节；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神秘化的绝对统一体系。前者表现为具有统一性而实际上是对无法克服的现实客观矛盾进行掩盖的虚妄性；后者则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从而是自由的主体的历史生成过程。
30、男主开始进入电影主要叙事的阶段：他经历了现代社会对主体的质询，然后脱离了前现代的襁褓，变成了一个原子化主体。
31、黑格尔的回答则是强调各种关于正确、义务、正义等等的道德概念都有一种历史性。将它们抽离出社会形式和政治环境来考虑它们，既会误解它们，也会否定它们所有实质性的内容。有人提出，在这里，黑格尔已经开了目前人们所看到的像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这样一些社群主义者的先河。因为麦金太尔也跟黑格尔反驳康德那样，主张道德概念不是“永恒的、限定的、不变的”，而是会“体现在各种社会生活形式之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社会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因此——
32、考虑到关于列斐伏尔在发现青年马克思方面的贡献我已经另有专著详细介绍过，也限于篇幅与目前研究能力，本文仅仅简单地介绍一下希腊裔哲学家阿希洛斯(也译阿克塞洛斯)(ＫｏｓｔａｓＡｘｅｌｏｓ，１９２４－２０１０)这位法国争鸣学派代表人物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对青年马克思的存在主义化理解(他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罕为人知，但近年来在英语学术界声誉日隆)。他曾经模仿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二条而写下了一篇“反读”的论文《关于马克思的提纲：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批判》。这可以说是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实践本体论“提纲”或“宣言”了。
33、1930年是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成为国际范围内重评黑格尔的一个重要契机。此时，亚历山大·科日雷提交一份报告，指出黑格尔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国忽视了，其原因可能在于当时的反德情结，以及受制于法国哲学中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天主教哲学等与黑格尔相对立的哲学立场。科日雷认为华尔的著作指向了一场新的黑格尔哲学的复兴。1933年科日雷受聘开罗大学。离开法国时，他推荐科耶夫继续其在法国高等实用学院中的黑格尔课程。从1933年到1939年科耶夫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前后历时七年，从此奠定了黑格尔哲学在法国现代思想界中的地位。科耶夫的黑格尔讲座被认为是"戏剧性地决定了本世纪法国知识界的风景线"。这些讲座的笔记，直到第二次大战后，才由科耶夫的学生，小说家凯诺(Kaymond Quenean)于1947年编辑出版，题为《黑格尔哲学阅读导论》，此书的出版在战后引起了对黑格尔更大、更广泛的关注，也为科耶夫之后下一代的法国黑格尔主义的著名代表让·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的《精神现象学》的翻译及其著作创造了大批读者。科耶夫书中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奴关系"的分析解释，也成了理解法国战后思想的一个基本线索，萨特、梅洛·庞蒂虽没有写书直接论述黑格尔，但在其著作中仍处处显露出黑格尔的存在。
34、由于这三位杰出的黑格尔研究者，作为《精神现象学》作者的黑格尔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相遇与融合的起点，也就是“有法国特色”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起点。甚至可以说，伊波利特与科耶夫的学说也是后来法国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其中，让·华尔的《黑格尔哲学中的苦恼意识》(１９２９)一书，为黑格尔哲学在法国的安家落户奠定了基础。他赞同克尔恺廓尔对黑格尔的批判，认为必须抛弃黑格尔哲学的客观主义成分，而要突出其关于个人的自由与生存的辩证经验。
35、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除了有波斯特所形容的“黑格尔的复兴”这个重要因素之外，还有波斯特于同一著作中所说的“马克思的被再发现”这个更直接的因素。就在法国人刚刚开始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即在２０世纪三十年代，青年马克思的《手稿》公开发表，这也成了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思想形象的决定性事件。正是形形色色的对马克思《手稿》的创造性误读，才活跃与丰富了战后法国的思想界。按照波斯特的概括，当时法国学界对马克思《手稿》的研究主要来自于三方：第一方是来自天主教的让·耶夫·卡尔维兹，第二方是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第三方是法共理论家及马克思主义者。三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通过《手稿》来否定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教条。可以说，法国人几乎是在“同时”接受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所以，把青年马克思解读成为类似于存在主义的哲学，也就并不奇怪了。
36、首先，从理论本身来看，哈里斯关于公立初等学校教育的社会性、学术性、道德性、学生主体性和民族性取向的阐述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学校教育应帮助学生适应社会秩序，学生一定程度上应从学术性课程中获得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学生应在学校中获得社会客观要求的基本道德素养，教师应指导学生获得自主性思考能力，以及学校应当尊重外民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等等。同时，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哈里斯的这些观点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弊病，这也是我国教育工作者需要反思的。另外，相较于教育理论本身的内涵，作为教育领导者的哈里斯更为关注的是一种教育理论在广泛实施过程中切实的可行性问题。这恰是哈里斯教育哲学的“保守性”所蕴含的现实价值。具言之，哈里斯认为将一种全新的教育理论进行广泛推行，一旦效果不佳，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广泛推行的教育理论务必要结合教育现状，从实际出发，即便它仍旧是一种较为“保守”的教育理论。这也是我国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反思的经验，即结合实际教育状况来评判自己所推行的面向特定群体的教育理论是否具备合理性，而不是单纯地谋求一种教育理论的创新与否。
37、由于甘斯持有这样的见解，某些普鲁士国家官员和甘斯的众多黑格尔派同仁总是对他有所猜疑。甘斯相信市民社会能够自己构成政治社会，这毕竟为众多官僚以及黑格尔本人所顾虑的一些制度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甘斯提倡政务公开：“正是它为民族赋予了政治品格。……更加广泛的公开形式包括公共舆论、法律、真理和当今的最高法庭。”尽管他认识到由公共舆论所支配的政治体制的潜在危险，但他仍然主张，活跃的公共领域是自由政治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鉴于这样的观点，鉴于他对《环球》的热忱，鉴于他对《科学批判年鉴》的看法，顺理成章的是，他为那极具d派性的巴黎出版社所受到的批评而辩护。同样道理，他坚信代表大会之内政d对立的价值。一旦国家闭目塞听，他便警告说可能出现“阴谋”，后者“使私利凌驾于公共利益，并让阴谋家的秘密策划取代斗争和意见辩驳的朗朗晴空”。甘斯心中所考虑的是“忠诚的”反对意见的作用，这个事实或许有助于说明他为何对七月革命期间出现的共和主义社团举棋不定，例如，“人民之友社”(SociétédesAmisduPeuple)。巴黎的俱乐部没能吸引甘斯。一方面，他发现这些社团的集会凌乱而且宗旨不明；另一方面，他感到这些社团的激进主义的的确确不符合国民情绪。他认为：“七月革命的大部分人仅仅想要政治改造，而非社会改造。”他虽然对1830年的共和主义社团兴致不高，仍因为自己1835年回到巴黎时发现保守主义甚嚣尘上而唏嘘不已。在中间这几年，“七月革命英雄们的崇高美德已因街头斗殴和无法无天而败落；政权变动的伟大结果就像肥皂泡一样逐渐爆裂”。政府已着手“摧毁各种联合体，禁止传播政论小册子，通过审判镇压共和派青年”。
38、黑格尔左派，有时也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继承黑格尔学说中的革命成分，主张无神论，在政治领域主张自由民主，其中包括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和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39、或者如汤普森所说，“一个‘我们’需要一个‘他们’”。因为国家都是个体(即，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实体)，所以黑格尔主张，国家就需要另外的、既可以将自己与它们区别开来又可以从它们那里获得承认的个体(即，其他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国家)：
40、二战之后，伊波利特出版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１９４６年的《〈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１９４８年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导论》、１９５３年的《逻辑与存在》，特别是１９５５年的《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研究》一书。伊波利特于１９６０年代教过一些已经成为法国著名思想家的学生，比如阿尔都塞、德勒兹、福柯还有德里达等人。显然，伊波利特在使法国的“黑格尔复兴”运动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41、(2)“内在体验”何以内在？无神学如何无神却有神圣？普遍经济学是哲学，是经济学，是科学？
42、在黑格尔看来，那种即将成为一个个体的东西，有一部分要被另外的个体作为一个个体而承认，也要承认某人是作为一个个体被另外的个体所承认的。因此，世界国家的建立会取消一种条件(也就是说，会取消其他国家的存在)，而为了让这个世界国家作为一个个体的国家充分地自我实现，这个条件必须要成立。因此，世界国家非但是不可欲的，同时也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43、(a)国际法体系能够为民族国家提供一种实用而有效的行为规则，而如果没有这种规则，这些国家就是彼此独立的；并且，这样一种法律体系可以为建立和提升一种稳固的国际秩序提供最佳的途径；
44、问题就出在“这就是一个骗局，骗你占小便宜，然后去听宣讲。”
45、近现代法兰西民族文化的传统，总体上说是擅长于文学艺术科学探索而稍短于哲学理性思辨精神。正如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１９世纪的法国是政治发达而“哲学贫困”。曾几何时，在１９世纪德国哲学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与之相比，同一时期法国哲学则显得有些苍白。
46、科耶夫批判了那种没有斗争便获得相互承认的理想的启蒙的社会契约论的自然状态假设，而着重解释了黑格尔通过主人与奴隶之间斗争而赢得相互承认的辩证法。个体的自我意识并不是先验的单子或无历史的前提，而是相互斗争导致的自我意识。
47、约翰内斯·舍恩(JohannesSchön)在1834年报道法国经济联合主义的发展时，觉察到德意志人的响应，即围绕“现代联合体”的热议。他认为这场讨论对“国民经济”的未来而言举足轻重。舍恩果真明察秋毫，因为19世纪30年代初德意志人关于联合主义的讨论，其实不过是法国现象的微弱响应；当年的知名社会文人在谈到联合体的观念时，大都充满疑虑。例如，自由派思想家罗伯特·冯·莫尔(RobertvonMohl)便是如此，他那本论述社会问题的小册子就批评了无产阶级联合主义的概念。相反，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许多人把联合说成治疗当时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到1840年的时候，莫尔本人就拥护“联合原则”，视其为现代社会生活之原子化状况的解毒剂。
48、黑格尔不赞同并且还有点嘲弄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他把战争看成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唯一手段。
49、我刚刚引述的、汤普森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在哲学文献当中应该不算是一个异数。的确，从马克思到波普尔(KarlPopper)，人们已经约定俗成的观点似乎一直都是，“(在黑格尔那里)国家处于，并且也应该处于一种彼此敌对的自然状态”，并且——
50、瓦泽克正确地强调，甘斯的“自由同业公会”观念预示着工联主义的核心观念，即群策群力的讨价还价和订立协约。不过，我们在尝试着理解这种发展时，须比瓦泽克迈的步子更大，认识到甘斯的观念如何将黑格尔所理解的同业公会做了现代化处理。甘斯跟黑格尔一样，确信同业公会不仅把现代的分工组织成有利可图的生产单位，而且具有一种伦理功能，即以不那么自利的目的来统摄原本孤立的个人。可是，甘斯通过研读现代政治经济学和激进社会思想，通过实地勘察英格兰工厂，确信黑格尔的同业公会观念站不住脚。黑格尔力图调和如下两方面，一方面是职业流动性和个人选择所彰显的自由主义原则，另一方面是特定的同业公会形象，即作为把师傅和出道学徒、所有者和工人整合在共同职责实践之下的组织。在甘斯看来，自由主义和旧制度之行会结构的这样一种大杂烩，不再适应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划分。受到利润驱动的社会，确实不能担当起这样一种利益共同体。一旦认清这点，甘斯便从根本上重新安排了黑格尔的观念。他不再设想同业公会这种结构将市民社会成员纵向整合进黑格尔所谓“第二家庭”。“自由的同业公会”褪去了这些家长制的痕迹，意味着一种横向的联合模式，意味着工人之中的社交性和团结原则，该原则反映出雇佣工人和雇主的不同利益。
51、显然，在科耶夫的理论框架中，当主奴关系辩证法完成其自身时，人们在每一个层面上，政治、经济、心理上都最终得到满足时，历史也将结束，进入一个后历史时期。但这并不是说世间一切都归于寂灭，而是意味着，人不必再象以往那样冒生命危险，用劳动以赢得承认，人性已得到满足，因此用以改变历史的任何新的创造都是没有理由的。科耶夫说："当然，历史的终结并不是从外面给人加一限制，如果你希望，历史是无限制的，因为人们可以尽其希望的去否定。只有当他不再希望如此做时，他就停止了否定，停止了变化。如果他彻底满足于他所是，或更明确地说，满足于他所做的，他就完成了他的发展，他创造了他自己。"(36〕这也意味着，人在完成自身的同时，在"历史终结处，人消失了。"这是什么意思？这当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不是宇宙学意义上的消失，而是指人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时代。"那时，战争消失了，流血消失了，哲学消失了，人基本上不再变化。理解世界、自我的基本原则也没有必要变化。但其余所有的可无限期地保存下去，艺术、爱、游戏等等，一言以蔽之，每一件事无非是使人快乐。"(37〕这是一个普遍同一的社会，社会中不再有阶级之分，主奴斗争自然消失，哲学作为爱智让位于智慧本身，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绝对知识"。哲学家让位于智者，意识形态让位于真理。在心理上，人们接受有限，面对死亡，本真地生存，"人们不再斗争，尽可能少地工作"(38〕。这很象马克思所说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目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9〕。在这里，科耶夫受马克思影响的痕迹毕显无遗。
52、从小从乡下成长起来的少年，长大后进入城市生活，是几年过去，并在打拼的中年男人遭遇了失业危机，然后回到乡下母亲所留下的房子那里，应聘到了入殓师这一职位，却饱受妻子和乡亲们的误解，但却因为不被理解，而薪资颇高对于他要养活一个家庭来说，的确颇为困难。
53、思想拉邦西LaPensée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法国理论读书小组，由一群喜爱法国思想的哲学青年发起，旨在以读书会为平台交流学术、打磨思想、关注当下，广结同道。
54、参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与上海音乐学院合作的法国音乐学译著系列的策划、编辑与翻译工作。
55、而自由意志在于你选择继续将抽象普遍性提升到完满的地步，并将不可能性带到现实。
56、其次，正如艾文纳里所指出的那样，民族联盟从来都没有办法单独解决现实的战争问题。为了可以真正有效地实施(而不只是仲裁)相关的国际法，这样一个联盟自身就必须要做好宣战的准备。
57、我们知道—黑格尔的最经典的三段论也就是：精神—逻辑—自然
58、在第三个时期，可以说中立化的、综合的人的存在主动地实现自己的可能性，从而向自己显现。不过，“这一次——这些可能性也意味着充分地和最终地，即完全地理解自己的可能性”。
59、但这种“时代局限性”与“保守性”并不能否定哈里斯教育哲学的历史意义。回到哈里斯的时代，新兴工业化社会、移民的加速涌入以及教育范围的急剧扩大是哈里斯的前人和欧洲教育家从未遇见过的。相较于哈里斯所处年代，贺拉斯•曼时代的公共教育范围要小得多，参与的学生人数也要少得多，而他们的种族和社会背景则更为有限。因此，贺拉斯•曼通过公立学校寻求民族同一性的过程中不需要精确的统一或组织良好的行政政策而哈里斯却面临着全新的教育问题，因此他要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他除了巩固贺拉斯•曼等先驱留下的教育遗产外，更需要的是在公共教育体系与新兴工业化时代所需的思想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他的教育哲学就是在帮助他寻求这一平衡。由此，哈里斯选择将“稳定”“统一”与“高效”作为改革公立初等学校的出发点，并将公立初等学校定性为现有社会制度和传统价值观的维护者，而非变革社会的工具。尽管他的思想在进步主义教育家看来是局限的和保守的，且在世纪之交也的确不符合时代变迁的客观要求，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状况来看是具有合理性的。因此，哈里斯教育哲学的“时代局限性”与“保守性”一定程度上可视作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杜威在1898年指出：“哈里斯博士关于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理论，是对现行教育实践的恰当描述。对此，总的来说，我是同意的。”(24)(P301)美国教育史学家泰亚克(DavidB.Tyack)也认为哈里斯可能是继贺拉斯•曼去世到约翰•杜威作为新教育代言人的这段时间里最杰出的知识领袖(21)(P43)。国内教育史学家滕大春也曾评价道：“继公共教育运动的倡导者贺拉斯•曼之后，的确应推哈里斯为功不可泯的教育巨子。”(34)(P364)哈里斯引入黑格尔分析方法来服务内战后兴起的美国公立初等学校，并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公立学校运动的理念，巩固了前人公立学校运动的发展成果。从美国公共教育发展历程来看，这的确为美国公共教育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进步主义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60、(8)在纯粹光明中就像在纯粹黑暗中一样，看不清什么东西。
61、似乎有必要专门一提的是，在使法国人发现青年马克思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亨利·列斐伏尔。他是马克思《巴黎手稿》最早外文译本即法译本的翻译者与导读者，从而也是法国最早把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哲学加以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正像法国人是通过科耶夫的《黑格尔著作导读》讲座而接受与理解了黑格尔一样，法国人也是通过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及其所编辑的《马克思著作导读》(１９３４)(其中就包括法文节译版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发现与理解马克思的。甚至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书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的理解所借助的版本也是列斐伏尔主持翻译的另外一本《黑格尔著作导读》(１９３８)。
62、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是逻辑性质(概念性质、命题性质)的，黑格尔把辩证法当作逻辑(即思辨逻辑、辩证逻辑)。黑格尔的“主题”是指演绎学派和归纳学派所说的“普遍概念”和“普遍命题”。
63、第在个体智力的培养上，哈里斯主张学校教育的学术性取向。他认为这既可以使个体熟悉自然属性与人类属性，也利于社会价值观的灌输。由此，哈里斯提出初等教育应首先为个体提供通向智慧世界的“灵魂五扇窗”(thefivewindowsofthesoul)。“灵魂五扇窗”实质上就是五种基本课程。其中的两扇是帮助个体认识自然世界的算数与地理，另外三扇是帮助个体了解人类社会的文学、语法和历史。哈里斯认为这是获取更完整的自我定义与自我实现的基础性科目，也是进行课程设置的基本框架。尽管这些科目仍为传统科目，但都植根于现代观念。此外，对于手工训练课程，哈里斯是持反对意见的。首先，手工训练的价值低于传统学术性课程。他认为应首先培养人文学科，其次是职业培训(16)(P271)。他举例谈道：“教一个儿童做木工，是给他有限的关于自我与自然的知识；而教他阅读，则是给他一把开启人类所有智慧的钥匙。”(2)(P28)这与黑格尔认为文明教育优先于职业培训的观点是一致的。其次，传统学术性课程可涵盖手工训练的效能。哈里斯认为最实用的知识是关于人类本性的知识。他谈道：“如果可以教青年在文学、算数、语法、历史等科目上发挥自己的能力，那么他们就能轻松地进行任何形式的手工训练。”(16)(P271)哈里斯承认手工训练对学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不认为它具备教育意义，并指出这是“卢梭主义的残余”。因此，手工训练不应进入以培养智力与道德为目标的公立初等学校，而应在其他机构中开设。他指出：“必须把普通学校的范围界定为在文化领域中”
64、课程与教学 学前教育：huosujun08@1com
65、教育理论及其他：jiaoyub@hebtu.edu.cn
66、黑格尔的学说在后代很长时间内一直引起争论，他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几乎任何学派都对他的学说给予肯定或提出批判。
67、(3)因此，要承认对方就是要将对方作为自己的主人来承认。而要承认自己就是使自己作为主人的奴隶而得到承认。换言之，人在诞生之时，他绝对不单单是人。从本质上说，他要么是主人，要么就是奴隶。
68、现在，我们再来分析"欲望"之后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斗争"。人的欲望是要求他人"承认"自己，而他人同样要求得到"承认"。这样，当每个人都为实现自己的欲望而努力时，就要发生冲突。"承认"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必须通过"斗争"去赢得，"斗争"与人的欲望有必然联系。因为构成欲望对象的意义，除特殊性外，还有着普遍性，因而我们所欲望的对象必是他人所欲望的。比如敌人的战旗之所以要去夺得，就是因为它是敌人意欲保护的，象征着敌人的精神和存在。一旦敌人投降了，那旗帜也就不过是一块布而已。因而通过"欲望"，以及"欲望"的实现过程"斗争"，表明人的生存是通过"他人"中介的，无论欲望的对象还是"斗争"的过程，都离不开"他人"的存在。只有在"他人"存在的前提下，才有人的自我意识，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自我意识"的论述中极为突出的一点，科耶夫紧紧抓住这一点，认为"斗争是历史的起源，也是自我意识的起源"(19〕。
69、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变得日益激烈,工人运功此起彼伏,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70、这种对于社会变迁过程的敏感，让甘斯充分意识到社会问题的重要性。跟19世纪30年代初其他敏锐的德意志人一样，甘斯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德意志社会的观察。赫尔曼·吕贝(HermannLübbe)的说法恰如其分：“19世纪30年代伊始，社会问题还是新鲜玩意儿。”实际上，当时德意志的社会问题在两层意义上是新鲜玩意儿。首先，社会观察家、新闻记者、官僚和知识分子越来越认识到德意志底层民众那令人悲悯的困境。这些观察者发现，素来被视为穷人状况所固有的一成不变的艰辛，已经让位于数百万德意志人日益恶化的穷困潦倒和无家可归问题。最近有不少学者主张，当年大众赤贫的危机，是拜一段痛苦的社会适应过程所赐，即适应崭新的工业资本主义秩序。然而，工业化当时在德意志尚处于第一波分娩镇痛期，实际存在的工厂很难解释危机问题的波及面。现在的学界通说是，这场危机的经济根源在于工业化程度太低而不是太高。18世纪末以来人口激增，底层民众得到法律解放，加上滞缓的经济无力吸收在这段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初始过渡期谋生的大量劳动力，致使19世纪30年代底层民众的日子苦不堪言。在乡下，人口攀升，加上农民摆脱了奴役，公有土地被圈占，新颁布的《济贫法》又削减了地方上对穷人的职责，导致形成了崭新的乡村无地赤贫者阶级。对市镇范围内封建主义残余的抨击，酿成了类似结果。由于德意志诸邦废除了行会的保护性地位，手工业者变得容易受制于自由贸易和初始工业化的压力。技巧娴熟的手工业师傅，往往能够在新的工厂等级制中找到相对安稳的位子，剩余的手工业者则不得不为获得稀缺而且收入微薄的工厂岗位而竞争。德意志境内没有哪个地方在1850年之前拥有“工业”经济，但到了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却出现了新的城市劳工阶级：这些劳工斩断了同旧式行会的一切联系，此时在规模和机械化程度各异的工厂里劳动。这种情况当时在甘斯的故乡柏林表现得最为真切，柏林的政府官员们在报告里说穷人数量激增，他们担心柏林这座城市是否有能力应对随之而来的财政负担，以及社会秩序受到的威胁。
71、在纯哲学范围以外，有许多新教神学家也采纳黑格尔的学说，而且他的历史哲学对政治理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是因为他是某种哲学的最好代表人物，这种哲学在旁人就没有那么一贯、那么无所不包，所以他仍然保持着不单是历史意义上的重要地位。
72、而在入殓师那里，男主回去以后，得到了虽然名声不好听，但非常丰厚的待遇，并且因为行业特殊，还是终生雇佣，师徒相传的铁饭碗。
7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手段，擅长于用矛盾冲突的观点分析社会中利益存在冲突的社会群体，是一套“经典”的社会学理论。马克思采取了唯物的看待历史的观点，假设社会变化的原动力在于阶级之间的冲突。认为历史有其客观的支配规律，认为社会变化是辩证的。
74、这就是说，黑格尔承认国际法的存在，把它当作现代世界“本质特征”的一个方面，他并且还坚持认为，国际法从原则上来说具有一种强制的性格。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强制的性格以下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考虑为基础：
75、一个一般性的、追求永久和平的民族联盟将会被某个民族(或者少数精英民族)支配，……(并且)这个联盟(作为一个全球性组织)的普遍性也会被抹煞。
76、法国的样板为甘斯提供了诸多政治使命，但他回到德意志以便证实自己的如下信念，即政府分权将提振公民生活的活力。实际上，甘斯在同圣-马克·吉拉尔丹聊天的时候，曾拿众多德意志小城市的活跃氛围同法国省城的麻木不仁进行对比，将后者的情况归咎于300年的集权体制。他感到有必要向法国人呼吁：“尽可能采取分权，让血液流向末梢(如果不想这些末梢萎缩的话)和心脏血栓。”他1831年支持修改“城市法令”(Städteordnung，1808年由施泰因大臣引入普鲁士的城市法令)，此举乍看之下似乎有违他对分权的强调。这部城市法令到1830年的时候，已成为热议话题。许多官僚抨击这部城市法令，因为按照研究德意志自治传统的主要史学家的说法，它关于官员选举和民众代议制的规定，使其成为“三月革命之前普鲁士专制主义官僚国家中的开明自由的夹杂物”。一些自由派人士正是出于这一理由而捍卫这部城市法令。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萨维尼是保守等级对自治理想将计就计的表率；他捍卫现行法令，因为他相信城市自主性在城市政治的有限领域内满足了民众参与的要求，因而阻却了更进一步的政治改革。
77、黑格尔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其基本思想是概念的辩证发展。它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世界和精神世界描述为一个过程，即以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来描述世界，并试图揭示其内在关系，从而猜测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客观事物的辩证法。
78、在关于哪些法律和原则应该被通过、应该被作为行动的依据的问题上，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组织的理念“要以所有国家之间的协定为前提”。“但是”，黑格尔认为，“协定总是要取决于特殊的主权意志，因此也总是要受偶然性的困扰”。
79、除此之外，除了目前“国家主义的”、由为了共同利益而相互协作的主权国家所塑造的、渐进改革的体系之外，迄今还没有出现任何一种可行的、关于世界政治共同体的概念能够以更有创造力的方式把朋友和敌人不加区别地包括进来，也就是说，以更有创造力的方式应付各种“全球性的”需要和需求。就连有些世界主义者都承认，一个能够被人接受的、关于世界秩序或者世界正义的理论，必须具有可行性，而如果受这个理论影响(并且也认为这种理论合乎理性和道德)的人说到底不愿意接受或者不能够接受它的话，它也不可能有可行性。而如果人们不接受的话，那么，不管这个理论在其他方面多么有吸引力，它都不是一个实用的理论，因此也应该被拒绝。因此，正如史林克所观察到的那样:
80、面对黑格尔这个三段论，尤其是扬弃运动，后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